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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合同诈骗罪的相关条文，并出台和更新有关司法解释，完善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运用和实践。
苏报北京专电（特派记者 胡佳逸 张甜甜）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企业间的经营往来越来越频繁，不乏一些不法分子在其中钻空子，近几年来，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遇到的诈骗案件越来越多、诈骗金额越来越大，案件也日趋复杂。正在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亨通集团董事长崔根良提出建议，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合同诈骗罪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运用和实践，保障受害者的权益，维护司法公正。
作为一名来自民营企业的代表，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崔根良代表接触到一些合同领域的经济纠纷。他发现，虽然《刑法》第224条明文规定了合同诈骗罪，但由于部分条文表述过于模糊、抽象，相关法律条款规定未能及时更新，也缺少相应的司法解释，造成对案件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认定证据的标准等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规定，出现了案件无法认定、难以取证等疑难问题。譬如，目前合同诈骗罪将适用范围定为“对方当事人财物”，崔根良代表认为这一规定过于狭窄，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只有买卖合同是以财物为标的，运输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承揽合同等都是以劳务、智力成果和其他财产性利益为标的物，“市场经营活动的概念和范畴已经大大扩展，相关法律应当及时跟进，予以完善”。
由于各地司法机关的评判标准不一，对案件处理方式以及结果随意性都较大。“一桩合同诈骗案件，一旦在检察院阶段被认定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受害者再行通过民事途径起诉，其维权成本、经营成本都会大大加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将造成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崔根良说，由于缺乏法律法规有力保护，不少企业在实际经营中面临合同诈骗的风险，有的受害企业蒙受巨额损失，甚至因此陷入经营困难、乃至面临关停破产，“这侵害的不仅是国家、集体或者个人的财产所有权，更是破坏了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导致国家经济社会诚信度的下降”。
因此，崔根良代表建议，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合同诈骗罪的相关条文，并出台和更新有关司法解释，完善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运用和实践，“这对打击犯罪分子、保障受害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构建法治社会、诚信社会，都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崔根良代表说，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要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相信未来我们民营企业会有更好的发展条件、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他说。
苏报北京专电（特派记者 胡佳逸 张甜甜）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企业间的经营往来越来越频繁，不乏一些不法分子在其中钻空子，近几年来，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遇到的诈骗案件越来越多、诈骗金额越来越大，案件也日趋复杂。正在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亨通集团董事长崔根良提出建议，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合同诈骗罪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运用和实践，保障受害者的权益，维护司法公正。
作为一名来自民营企业的代表，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崔根良代表接触到一些合同领域的经济纠纷。他发现，虽然《刑法》第224条明文规定了合同诈骗罪，但由于部分条文表述过于模糊、抽象，相关法律条款规定未能及时更新，也缺少相应的司法解释，造成对案件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认定证据的标准等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规定，出现了案件无法认定、难以取证等疑难问题。譬如，目前合同诈骗罪将适用范围定为“对方当事人财物”，崔根良代表认为这一规定过于狭窄，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只有买卖合同是以财物为标的，运输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承揽合同等都是以劳务、智力成果和其他财产性利益为标的物，“市场经营活动的概念和范畴已经大大扩展，相关法律应当及时跟进，予以完善”。
由于各地司法机关的评判标准不一，对案件处理方式以及结果随意性都较大。“一桩合同诈骗案件，一旦在检察院阶段被认定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受害者再行通过民事途径起诉，其维权成本、经营成本都会大大加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将造成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崔根良说，由于缺乏法律法规有力保护，不少企业在实际经营中面临合同诈骗的风险，有的受害企业蒙受巨额损失，甚至因此陷入经营困难、乃至面临关停破产，“这侵害的不仅是国家、集体或者个人的财产所有权，更是破坏了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导致国家经济社会诚信度的下降”。
因此，崔根良代表建议，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合同诈骗罪的相关条文，并出台和更新有关司法解释，完善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运用和实践，“这对打击犯罪分子、保障受害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构建法治社会、诚信社会，都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崔根良代表说，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要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相信未来我们民营企业会有更好的发展条件、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他说。